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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企业的加薪结构一般是固定的，比如按照绩效KPI决定涨薪额度，企业中最优秀的人才每年也只有2次涨薪机会，每年最多不超过30%。如果跳槽成功，情况则大不一样。更何况，整个大环境也在起变化，人当然要跟着趋势走。从经济角度讲，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，工作灵活多变，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。

在2018年有了疲弱的开局之后，英国经济正展露出复苏的初步迹象，制造业、建筑业及服务业等调查都优于预期，这也强化了英国央行8月升息的前景。这令英镑获得些许喘息空间，之前几周受到美元走强、以及英国能否在明年3月退欧之前与欧盟达成协议的疑虑影响而下跌。

“光吹牛没有用，就看结果，也就是看成长，看人家是否接受你的产品。”杨国安说。事实上，腾讯的每一次组织架构调整，都是面临内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，腾讯反思之后的主动进化。他第一次深度参与腾讯架构调整，是腾讯正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2012年。当时腾讯的所有移动产品由无线部门负责，但移动互联网的冲击松动了腾讯原本有序的安排，做PC端的各个部门看到移动互联的风口，自己做移动端的意愿越发强烈。如果让无线部门负责所有的移动产品，那么很多移动产品如移动通讯、手游、移动新闻、手Q都重复在做，甚至彼此“竞争”，大大地影响了执行效率。

天风证券非银分析师判断2020年至少15家外资券商将进入中国市场，这会显著影响监管思路，进而推动创新业务发展。这个过程也或将伴随着中资券商的并购事件进一步增多，形成“航母级券商”。广发证券则认为，外资券商进入国内金融市场会带来一定竞争，但更应乐观地看到，在“鲶鱼效应”下国内机构的经营效率可能提升，且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，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可能不断推出，有利于证券行业的长期发展。

从1999年起，我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，应届毕业生人数一年一个纪录。2018年，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820万，相当于瑞士全国的人口数。在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，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。其中80万人的简历，出现在了50多家公司的邮箱里。

第二件事是贝索斯与他的妻子麦肯齐离婚。按照彭博富豪榜显示，贝佐斯的最新身家是1370亿美元，这意味着麦肯齐理论上可以得到高达685亿美元的一半财产，成为全球新的女首富。离婚所带来的影响，可能会让贝索斯在亚马逊的股权也被相应地稀释了，由原来的16%变成了只拥有8%的股份。